主笔 / 葛亮

小说家，文学博士。现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任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小说《北鸢》 《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散文《小山河》，电影随笔《绘色》等。作品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6 年“中国好书”奖得主。

阅读莫迪亚诺，不算一见如故。典型的莫氏人物，没有清晰的面目，于他们的人生，致力回溯与追寻，不断地陷入缠绕与迷失。

当时，我欣赏的是笔调朗毅的作家，难以进入他雾一样的笔触。这雾也并不期待穿透，拨云见日，而是愈见浓重。多年后，读到了这本《缓刑》，忽然懂了莫迪亚诺。

《缓刑》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十岁的帕托施是见闻的叙述者。莫迪亚诺于1945年出生在法国的布洛涅·比扬古，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正居住在巴黎近郊的一栋别墅里。作者如摄影师，镜头推拉，以长镜与空镜交替，巨细靡遗，一点一滴地挖掘有关旧居的周边风物，不放过任何一处地标，孜孜构筑城市地图。

别墅的“凸肚窗”、花园里的树、林荫大道、远处的城堡，莫迪亚诺似乎以此作为伏笔，进入有关童年片段的讲述。这些地点，在他头脑深处如被根系紧紧捉住，将成为记忆的把手。

莫迪亚诺对“物象”有一种极端的痴迷，在他的小说中，如此清晰地构成了生活的轮廓。而“人”反而面目模糊。首先是双亲的缺席。父亲在外，做着似是而非的违法生意，母亲长年在国外巡回演出。

而“我”和弟弟身处于由三个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女性所组成的“模拟家庭”中。她们身份不明，行踪神秘，以自己的社交，丰满了“我”和弟弟的生活轮廓。包括以接待客人的方式，对男性角色的引入，如罗歇·樊尚、让·D和安德烈·K。

这些人构筑了“我”对成人世界的全部想象。并替代了父母，构成了“我”和弟弟的碎片式教育。罗歇·樊尚的微笑冷漠迷惘，如覆轻雾，声音与举止则低沉压抑。他对“我”有过两次忠告，“勇敢些，帕托施”以及“说话越少，身体越好”。

依据“我”此后的人生经历，这些话无疑有着高屋建瓴的意义，甚至可视为某种预言。而让·D则教会“我”打破某种成见与禁忌。家里的女性长辈们总是在提醒“我”的儿童身份。

如：当“我”读着小埃莱娜买的《黑与白》画报，被玛蒂尔德一把夺去，声称“不是给你这样年龄的人读的”。而让·D在和“我”谈论读书时，建议“我”读读“黑色小说”。

阿妮则说：“帕托施还太年轻，不能读黑色小说。”几天后，让·D便给“我”带了一本叫作《别碰金钱》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这书名又可被称为某种谶语。

《缓刑》中可读出莫里亚诺独特的“物化苍凉”。对人的模糊与不确定进一步强化主人公对“物”的珍视。比如他自始自终珍藏着阿妮送他的栗色鳄鱼皮香烟盒，总是把它放在够得到的地方。

“有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但是这个香烟盒依然忠于我。”——那是“我”生活中一个不能对任何人说的阶段的唯一证明。二十五岁时，因他人告知，主人公才知道这只香烟盒是一次盗窃案的赃物。而案犯中不少人“还干了些比这次盗窃更严重的事”。

因此，不难理解，作者对这段少年记忆的痛楚。以致在成年后，希望不触碰与回避。开口即意味着失去，意味“我”的这段童年时光的肃杀一空。

莫迪亚诺或许沉迷于自我建造的迷宫，不期于谜题的破解，甚至对谜底噤若寒蝉。这是令读者心疼之处。二战时的德国占领法国，在维希政权时期，呈现出一系列观念飞地。关乎道德、忠诚与谎言，所有界线的模糊与延宕，平庸之恶缠绕于人性。

而它们叠合于一个少年的成长。这少年以书写为剑戟、记忆为信物，走进迷宫，越走越深。然而，他并不是勇敢而坚定的特修斯，真相也非弥诺陶洛斯的居所。记忆更不是可带他迷途知返的线团。于是迷宫变为了迷雾。你只可见到一个成年人萧索与彷徨的背影，在雾中踯躅而行。

本文原载于《时尚芭莎》1月 作家专栏

编辑/徐晓倩

发布/菲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