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东西》评价，我就两个字：

好好好！

新新新！

前所未有！

焕然一新！

新女人、新小孩、连男人都是包新的！

今年的大银幕上，女性题材影片空前繁盛，广度、深度、影响力前所未及。

如果要给它们分别锚定坐标，《姥姥的外孙》是祖母辈的旧脚本，讲述姥姥在父辈与子辈的围困索取下，如何深陷自我牺牲的囹圄。《出走的决心》是平凡母亲在多年压抑后，50岁终于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

《泳者之心》《还有明天》则从历史中挖掘故事，女性如何与男性共同竞争，女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一寸一寸松掉身上的枷锁，证明力量，争取权利。

《某种物质》则拍出传媒、消费语境下，女明星容貌焦虑的切肤之痛，以发疯般的反抗结束。

《好东西》与它们都不太一样。

电影的每分每秒，角角落落，邵艺辉导演都展现了自己“求新求变”的态度。

容貌焦虑？《好东西》里宋佳与钟楚曦几乎都是素颜出镜，脸上瑕疵清晰可见，背帆布包，穿几十块的T恤，照样风风火火，风生水起。

女性既然有游过英吉利海峡的体力，自己做木工、修马桶，当然不在话下。

子孙看到姥姥，只有养老负担和她的遗产，这是雄竞世界的利益分明。《好东西》里却充满爱与看见，女儿看到并继承了妈妈的理想、学识和才气。

异性夸奖剖腹产的疤痕美丽，王铁梅反手一句“你美一个试试？”疤痕就是疤痕，痛苦与收获兼有，无须美化。

可以看到导演对旧有叙事的不耐烦，迫切想要让一切各就各位，赶紧开始新的篇章！

王铁梅既然选择了单亲带娃，便选择了承受。

借用黄执中在《再见爱人4》中一句金句：真正的觉醒不是目标的觉醒，而是代价的觉醒。王铁梅正是为我们展示了，她如何为她想要的生活付出、接受，宠辱不惊。

影片有趣的便是铁梅在不断地探索这种新的活法。她也要在记者理想破灭后，脱下理想的包袱，学习直播；书写单亲母亲的潇洒生活后，被漫天的辱骂淹没，在几近失控中重新确认自己。

“我还有这么多年要活，我总归会暴露的。我就是这样了，不能因为怕被骂而不写，那我就活不成我自己的样子。”

这是王铁梅，也是导演自己的喊话。做新的女人，新的人，并不被理解，但还是要做。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悲情与乐观。

钟楚曦饰演的小叶，你可以猜想，她就是来自所谓典型的“不完美的家庭”——

她的大眼睛被妈妈说不漂亮，只因为妈妈同样的大眼睛被父亲解读为“瞪着我”；小时候被嫌弃月经弄脏了沙发，从此用吃药来阻断月经；她深受父权制的浪漫叙事洗脑，无法摆脱“恋爱脑”，总在寻爱、受伤。

导演对她呈现的“新”，体现在对这个角色的包容和理解。接纳不完美的、挫败的女性，任由小叶去探索她的需要，完成她的课题。

小叶出身于一个爱很匮乏的环境，却还拥有爱、联结他人的能力，这样的人不是很可贵吗？小叶的爱不仅给异性，也给铁梅和小孩。铁梅和小叶，如同名字的意象，互相看见、互相守护。

影片中堪称年度封神场面的声音蒙太奇片段，正是这样一种看见。

小叶作为录音师，收集了铁梅日产劳作的声音，放给小孩听，小孩却以为那是大自然的声音。煎鸡蛋是下暴雨，妈妈喝水是河马喝水，锤子修家具是打鼓，妈妈打酣是水牛，收衣服扥床单是打雷，蔬果滚下楼梯是泥石流......

这段蒙太奇可以给人太多种理解了。我们可以解读为是妈妈的日常，撑起了女儿的辽阔宇宙；或者人小的时候总是天真烂漫，长大却囿于柴米油盐；也可以理解为日常劳作是细小，也是宏大，洗菜做饭就是厨房里的史诗……

怎么样都行！它给了观众无限的想象和感受，将女性生命的经验、情感的紧密，连接成了极致浪漫和令人震撼的电影时刻。

这样新的女人，很多人觉得她们不现实。对此导演回应过，《好东西》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铁梅和小叶的形象，不仅是都市女性未来生活的范本，同时也是美学意义上的，是侠女式的敢爱敢恨的人物。

导演的微信公众号，还有《爱情神话》《好东西》里的酒吧、便利店，反复提到的“红拂”，出自典故“红拂夜奔”。

红拂这个人物虽生活在隋末，却有现代女性的个性与自由精神，古灵精怪，充满反叛色彩。她跳出将其视为玩物的宫廷，“夜奔”出宫，追随自己的爱人李靖。

邵艺辉编剧的女性角色，同样有这样敢爱敢恨、离经叛道的人物色彩。王铁梅的侠女风范，也体现在影片的几个小事件中。

如夜晚的小弄堂里，骑着平衡车飘过，吓走跟踪小叶的流氓；看到街边有位男性小便，毫无恐惧地吼了一句，对方溜走。

都市女性并非完全被文明保护，城市里依然有大大小小令人不安的隐患。

《女性主义城市》一书中提到，性别偏见影响着方方面面，大到道路建设、建筑设计、安全测试，小到照明、绿化和监控等系统。长久以来的城市规划方式，正在加剧性别领域的划分，把女性驱逐回家庭中去。

影片中王铁梅的勇敢，正是在对抗这种由钢筋水泥构筑的父权制，这是侠女的本职工作。只有现实足够不好，才需要侠的出现。

不少观众认为影片的虚乏之处，如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可能很难做到在黑夜中去与一个粗鲁烂醉的异性对抗，这正说明，我们需要这样的影片。

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没有现成的样本。《好东西》的新脚本，部分建立在事实中，部分建立在想象中，这样的想象是必要的。

如邵艺辉在采访中所说的：“如果是创作者的话，你最好创造新的生活供人模仿。观众总是先去模仿生活，再去生活。”

这样铁梅和小叶带领下的小孩，是比她们还要新的“新造的人”。

影片中多次提到“不玩旧的游戏”，要“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包括小孩上学的地方——“艺辉实验小学”和小学里神似导演本人的老师，都似乎暗示着，导演要把新的规则和希望建立在对新一代的教育上。

她们不要参与优绩社会的竞争，要从鸡娃中松绑。铁梅经济能力有限，出不了国、上不了兴趣班，但用工作之便带她去电影节，见贾樟柯。

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感染她阅读、写作，从更丰富的角度感知世界。她们更要从“他者”“第二性”的规范中脱离出来。“没有女孩儿应该怎样打鼓。你怎么打鼓，女孩儿就怎么打鼓。”

从传统的打压式教育变成了“无脑夸”，邻居、鼓手老师、小叶姐姐，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都构成了她的养育环境，使她大胆、丰富而自信。

即便旧有的东西已经“污染”了许多同龄人，但小孩是新的。她被鼓励用本真的生命状态，去勇敢尝试，去果断放弃，去消解已被异化之事物的固有锈斑，去身体力行地击退社会文化的种种规训与枷锁，活出自己的人生。

更新鲜的是，《好东西》还呈现了市面上少见的“觉醒男性”。

影片放映时笑声尤为热烈的饭桌戏中，邵艺辉也拍出了“雄竞”的幼稚和荒谬。男人们通过吃蒜来比谁更有勇猛的男子气概、比谁涂了防晒更不显老、谁看了更多上野千鹤子。全方位被看穿，但又被包容。

离开饭桌后，前夫哥与小马在专车里终于坦诚相待，卸下伪装，关系反而越来越近——“哦原来你是开专车的”“原来你也会拉黑别人这么小心眼儿”等等。

男性的自傲被瓦解，洋相百出，进步了但没完全进步的样子暴露出来，竟因为真诚而显得可爱，比起高质量男性的故作姿态更容易让人接受。导演为他们撰写的新脚本，同样是为他们松绑。让他们从父权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中解放，更敢做自己。

去年大热影片《坠落的审判》里，全片上半部男主角从未现身，仅透过声音抗议、家庭争吵录音片段，我们也看见了一个脆弱而歇斯底里的男人。但当一个男人不符合大众男性规范，所有人都拒绝承认他也有软弱无助的时候，就会剥夺他软弱的权利，转而攻击女主角的冷静自持。在这些性别规范下，男女都成为了受害者。

《好东西》创新地呈现了这一点，不带愤怒地、轻巧易接受地。这也被男性观众领会到了。在电影频道组织的线下交流会中，一位男观众也表示：“本来就是一块破破烂烂的遮羞布，干脆扯掉它，我终于可以不用装了，好轻松！”

我们在探讨女喜剧人的文章中聊过，在过往的许多喜剧中，女性角色都被视为客体，扮丑就是被嘲笑的，美丽的就是女神，但终归是客体，视角很少考虑女性的愿望、行动，而是围绕男性角色来构建。

如今，这样幽默、聪慧、灵动的女性喜剧角色，终于有了新的出路。无论是张凤侠、张桂梅，还是王铁梅。她们因为自己的幽默感，及其背后的主见、智慧，总能率先想通事情的解决方案，并且也用幽默的语言，抹平他人的不解。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喜剧中的女性角色总走在前面，大概因为喜剧特殊的属性，让所有人的痛苦显得不那么痛苦，所以解构也显得不那么大张旗鼓、惊天动地，易于接受。

《好东西》无疑是最新的一类喜剧。影片中王铁梅和一众女性角色，显然有着绝对的主体性，所有行动围绕着自己的意志。她们不干涉对方，尊重边界和对方的主体意识。对年纪这么小的小孩，也充分让她表达对这世界的奇怪想法和不满怨言，做鼓手还是做鼓掌的观众都是被鼓励的。

抛开性别意识和人物，在风格上，《好东西》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作为喜欢喜剧电影的观众，很多鲜明的风格和表达，过去我以为只能在男性导演那里看到——如姜文饭桌戏上快节奏的机锋暗语，伍迪艾伦式自嘲和反讽，冯氏喜剧中假定性情景。

邵艺辉的横空出世，让人看到女导演做这些同样是可能的，联合幕前幕后的主创，她创作出的电影节奏是快而灵动的，审美一流；金句也是机灵智慧的。同样擅于构建“乌托邦”式的空间，去反映时代症候，女性的、年轻人的精面貌。她不是模仿任何人，虽还不够突出，但已经自成一派。

科幻片常拍地球即将毁灭，搬去新的星球，这是一种宏大的探索，如《星际穿越》。那旧的观念覆灭，尝试新的生活方式，未尝不是一种与之同样重要的创造。从未有过这样的样本和经验，那就去创造一个样本供人模仿。创新总是需要勇气，创新总是会被质疑。但那又怎样呢？

影片涉及到的许多议题，或许导演自己也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和深刻的结论，但作为90后青年导演，这些蓬勃的表达欲、开放包容态度、处理议题的轻盈方式、解构又建构的勇气，让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女性影片、喜剧影片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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