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曾经被视为女性生命中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伴随着社交媒体上围绕生育成本、全职妈妈、母职惩罚的讨论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女性意识到，女性面临的选择，不仅是生育与否，更是生育之后人生的走向。

从《82年生的金智英》到如今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围绕母职的讨论在过去十年间不曾停止。在不断引发的共鸣中，这个故事照见了一种更加普遍的现实，一种没有敌人的抗争，一种逐渐失去曾经完整自己的无奈。

编剧温方伊在改编《我们成为的她》剧本时，恰好经历了自己成为母亲的人生阶段。身份的转换，让她重新理解了故事里的“她”，也重新理解了女性成为母亲之后面临的处境。她表示，艺术创作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它能做的是让一种经验被更多人看见。

温方伊 戏剧编剧

南京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创作剧本：话剧《蒋公的面子》、舞台剧《繁花》（三部曲）、舞台剧《活动变人形》、舞剧《人在花间住》、话剧《三妇志异》（合作）。

曾获金陵文学奖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特殊文体奖、“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编剧奖、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中央戏剧学院·国际戏剧“学院奖”（编剧奖）最佳青年编剧奖等奖项。

回忆起第一次读到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温方伊直言自己几乎是在看完小说的第一时间，就决定接下话剧《我们成为的她》的改编项目。

“我第一次读到一本小说，会把女性的困境表达得准确但又平淡。金智英的困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它没有一个所谓具象的敌人。”温方伊进一步解释道，许多家庭伦理剧会安排一个足够坏的人，让主人公和观众能够顺利地投射愤怒；然而金智英的故事里，每个人即便有自身的局限，但都没有达到所谓坏的程度。“她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为她着想，但是她仍然会觉得不被理解，仍然会感到压抑。”

这场没有敌人的“抗争”，正如温方伊所说，并不是单纯的善与恶之间产生的问题，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更复杂的结构性现实。

《82年生的金智英》[韩] 赵南柱 著  

尹嘉玄 译   

越来越多女性在面临生育选择时，更多的担忧发生在，成为母亲之后那些几乎可以预见的人生变化：职业发展是否会中断，生活的优先级是否会围绕孩子重新排序，自我价值如何实现。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却真实地影响着每一个选择。

近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方式改变以及家庭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人开始将生育视为一项需要反复权衡的人生决策。《新生育时代》一书的作者沈洋、蒋莱在深度思考中国都市女性关于生育、母职与家庭等情况后发现，当代育龄女性讨论最多的，早已不仅是“该不该生”，而是“生育之后如何生活”。就业机会、住房成本、托育资源、家庭分工、职业发展，共同构成了今天女性决定是否生育的重要变量。

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关于生育的讨论，开始从人口数字回到女性个体。某种程度上，生育选择属于普遍的公共议题，但真正承担生育结果的，始终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成为母亲，意味着面临一场对生活的重塑。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曾经在《成为母亲》这本书中写到母亲与自我的关系：“要么做妈妈，要么做好自己，这是两条难以相交的道路。”两种身份之间，女性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第一次听说《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作品时，温方伊还没有孩子；真正开始改编《我们成为的她》剧本时，她已经成为母亲。生了孩子、有了育儿经历之后，她更加理解故事里的“她”面临的种种困境。

温方伊发现，比起身体上的劳累，母职最大的压力更多来自社会不断叠加的期待。“社会把母职看作一个特别伟大的东西，一旦套上‘伟大’这个词，好像所有母亲一定要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比如‘为母则刚’，似乎意味着成为母亲，你就必须坚强，必须做到完美。”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关于女性自我成长的公共叙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人们不断鼓励女性不要被家庭定义，要独立、自信、拥有事业；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制造出越来越多“完美女性”的范本：她们可以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经营事业，还能保持精致的生活状态、稳定的情绪和持续成长的能力。

这些看似进步的话语，并没有减少社会对女性投射的期待，只是把旧标准和新标准叠加在了一起。

温方伊对此有一种近乎敏锐的警觉：“很多宣传口号讲的是让女人不再仅仅是一个母亲，她要做她自己；但与此同时，许多女性故事似乎又在宣扬，我们最好都能做一个完美、优秀、独立的大女人，能兼顾家庭和事业，既可以把孩子养得很好，还能完成好几个项目、考好几个证。”

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排练花絮   

摄影/童可人   

当这种形象不断被传播，一个新的评价体系也随之形成。温方伊注意到，只要有母亲在公共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育儿经历，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都可能迅速引发铺天盖地的讨论，甚至指责。“大家都会变成育儿专家来教育你，指出哪里做得不对，或是作为母亲哪里不够称职。”

母亲，似乎成为最容易被公开评判的一种身份。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当母职被不断赋予神圣、奉献、完美等意义，母亲便不再只是一个家庭角色，转而成为一种公共身份，任何偏离这种期待的行为，都可能招致评价。

与上一代女性相比，当代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持续扩大，也拥有更多表达自我的空间；与此同时，她们需要完成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她既要是一位投入工作的职业女性，也要是一位随时在线的母亲；既要保持经济独立，也要承担细致入微的情绪劳动；既要照顾家庭，又要维持个人成长。当社会既期待女性拥有完整的人生，又要求她在每一种身份里都毫无缺憾时，真正消失的，恰恰是一个人保留脆弱、承认自身局限的权利。

在温方伊看来，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它成就了多少成功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无法时时刻刻保持强大的普通人。“社会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判断标准，在于它是不是足够包容，包容多元也包容弱者，而不是要求人人都成为一个强者。”温方伊说。

在当下关于母职的诸多讨论里，对于许多面临生育选择的女性而言，她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加完美的母亲模板，而是一个允许她们疲惫、允许她们犯错、允许她们仍然首先作为一个人存在的社会环境。

时间回到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诞生之前。彼时，作家赵南柱还是一名电视节目PD，即便怀孕距离预产期只剩10天，她仍在撰写企划案。

女儿出生后，昼夜颠倒的育儿生活、难以协调的工作节奏，以及请保姆带来的经济负担，让她不得不一次次推迟重返职场的计划。

那段时间，她几乎每隔两个小时就要起身给女儿喂奶。即便如此，赵南柱始终没有放弃创作的念头。在那些零碎的时间，她守着电脑一点一点敲下文字，很多时候甚至顾不上睡觉。

成为母亲之后发生的变化，很难用“辛苦”两个字概括。孩子出生以后，温方伊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婴儿几乎什么都不会，却能够重新组织两个成年人的全部生活。一天的时间不再按照工作、休息或者兴趣来安排，而是围绕喂奶、睡觉、哭闹不断循环。生活的重心缓慢而不可遏制地发生偏移，一个家庭也开始重新分配时间、精力与责任。

育儿的艰辛，折射出“母职”文化的流行与变迁。“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莎伦·海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现代社会对母亲的期待，早已不仅仅停留在把孩子养大，而是要求她投入几乎无限的时间、耐心、情绪与专业知识。母亲在提供陪伴的同时，需要学习育儿知识，照顾孩子的身体、情绪和学前教育，同时还要维系家庭关系。母职逐渐成为一种全天候、全方位投入的工作，而这份工作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也很少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

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排练花絮   

温方伊发现，比身体的疲惫更难处理的，是身份带来的变化。采访中，她谈起自己曾经设想过一种情境——如果有一天，自己完全没有收入，只在家照顾孩子，会发生什么？“我会想，如果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收入的人，要向丈夫要钱，当我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一点，想买一点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深深感觉到，好像缺乏一种合法性。”

法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认为，家庭中的照护劳动长期被视为爱的自然延伸，因此很少被当作真正的劳动加以承认。人们习惯把女性照顾家庭解释成母爱、责任感、天性或者奉献精神，于是家务和育婴被“去劳动化”了。

不被承认的家庭照护劳动，是《82年生的金智英》里金智英被路过的男性职员称为“妈虫”的根源之一。在外界看来，全职妈妈不用上班，看似拥有更多自由，也有人认为，只要家庭经济允许，离开职场不过是一种个人选择。越来越多关于全职妈妈的误解，正是从这里开始。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性别研究博士沈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全职妈妈”在中国是个定义不明的群体，她们是那些没有工作收入、仰人鼻息的妈妈吗？掌握家庭财权但没有全职工作的妈妈，也可以被定义为全职妈妈吗？

当育婴、家务、情绪照护共同构成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基础，那些无法被量化的劳动，也在一点点改变着一个女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温方伊看来，全职妈妈之所以容易陷入委屈，并不是因为她们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她们所做的大量工作，很少被真正当作工作。

在母职困境的深处，需要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母亲付出了多少劳动，更是这种劳动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在重新排列的生活里，困住一个母亲的，往往是一种持续待命、不能离场的期待。

《新生育时代》沈洋/蒋莱 著    

如果说过去几年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努力让女性从"必须成为母亲"的单一选择中挣脱出来，那么今天，一个新的问题正在浮现：当越来越多女性拥有了选择是否生育的权利，母职本身又该如何被重新理解？

在温方伊看来，这也是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想继续追问的事情。她表示，艺术创作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它能做的是让一种经验被更多人看见。

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海报   

摄影/黎晓亮   

成为母亲与否，全职育婴还是继续工作，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与她所处的家庭、职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哪一种人生更加正确，而是那些原本只停留在私人生活里的经验，为什么总是不断重复地发生在无数女性身上。

温方伊提到一个令她印象很深的观察。成为母亲之后，她常常浏览母婴论坛，本以为那里聚集着拥有相似人生经验的女性，她们应该更容易彼此共情。然而“里面并不缺少争吵，也不缺少不理解和隔膜，甚至同样作为母亲，她们之间也会有很多完全互相不理解的状况”。

相同的身份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条件和生命经验。当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衡量别人，每一种选择都可能成为另一种选择的对立面。在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看来，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也不意味着宽恕，它意味着愿意面对世界本来的样子，并承认现实远比简单的判断更加复杂。

温方伊在采访中讲到一个细节。她说，人们总会理解一个丈夫下班以后，需要坐在车里，拥有抽一根烟的五分钟，让自己缓一缓；可如果一个母亲想拥有同样的五分钟，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孩子怎么办？

当社会默认母亲必须始终“在场”，照护便不再只是家庭内部的分工，而逐渐成为一种深植于文化观念中的角色期待。

正因如此，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强调，真正改变社会的起点，并不总来自宏大的制度设计，而发生在一个家庭内部最普通的日常：丈夫究竟愿不愿意进入厨房，是否真正参与育儿，是否把照护视作自己的人生责任。当照护开始在家庭成员之间重新流动，它改变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运转方式，也改变了整个社会对于母职的理解。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这样的变化，同样需要发生在家庭之外。

过去几年，从完善托育服务，到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再到延长产假、探索普惠托育，公共政策与各职能机构不断回应年轻家庭的现实压力。越来越多研究也开始意识到，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从来不只是生育本身，而是生育之后漫长的养育过程。一个社会能够提供多少公共支持，一个职场能够给予多少制度保障，一个家庭能够分担多少照护责任，最终都会成为女性做出生育选择时的重要考量。

于是，关于母职的讨论，也慢慢从“母亲应该怎样做”，转向“社会应该怎样承担”。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养育一个孩子从来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工作，而需要伴侣、家庭、公共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共同参与，母亲与“母职”之间才有可能慢慢松绑。

采访接近尾声时，温方伊谈到戏剧的意义。她说，天下大同当然是一种理想，她也知道，人和人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互相理解，但理解本身仍然值得不断追求。“有一些境况与问题是需要被重复诉说、被看见的。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创作者的任务其实是把某一种问题放在舞台上，或者诉诸文字，让大家看见、思考、讨论。”

话剧《我们成为的她》排练花絮  

从《82年生的金智英》到话剧《我们成为的她》，这个关于“普通的她”的故事没有把现实简化成善恶对立，也没有把复杂的人生归结为一句口号作为答案和出口。一个真实的女性站在那里，经历那些细小却漫长的日常，她的疲惫、犹疑、挣扎和成长，成为能够被他人感知的一段生命经验。

理解或许无法抵达终点。每当戏剧一次次将那些沉默的经验带到舞台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也正是在一次次讲述、倾听和凝视之中，缓慢地发生。

采访、编辑｜高钰涵

撰文｜N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