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这次采访相见的两天前，宁浩刚刚往返飞行了4000公里，为早前已然完成了定剪并且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上进行了公映的新电影《红毯先生》进行补拍——与其说是“补拍”，不如说是“调整”。

宁浩在原本影片结尾最后一场戏发生的前夜，给主人公加了一段戏，让他得到了一个一直在等待的回应，也给了他一次和自己面面相照的机会。除此之外，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删掉结尾处的另外一段镜头。“我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保留，也许没有用处。”

事实上，宁浩详细地向我们描述了补拍的那场戏的几乎所有细节，从一句重要的台词到一个“奇怪”的表情，知无不言，但请恕读者原谅我们无法如实原样转达，在这篇文章里，您恐怕也无法全然领略《红毯先生》的剧情、梗概或者人物特质与关系——这个结果一半出于我们想要为读者和观众留存住属于自己的观看《红毯先生》的初印象，另一半全赖记者无能也无力向导演本人提出太多试图请他解读作品的勇气。很多次，对话已经行进到了那里，可以追问了，门说开就开了，连宁浩都说了“你就问”“你不用担心”，还是作罢了。

《红毯先生》是那种你看完之后会觉得好像被“揍了一顿”的电影，不是被“打动”，就是被“打”了。但你不想还手——其实是想还却判断不清该向谁还手。每个人被“打”的部位可能不一样，痛感想来也有差异。就在你被这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痛感缠着的时候，制造这一切的人来了，你真的还能问得出：“诶您说说，您到底是为什么要打我啊？您是怎么打的我啊？”可能吗？

结尾补拍这场戏的念头是怎么冒出来的？

宁浩：我觉得还是需要对他（记者注：“他”指演员刘德华扮演的片中主角）的行为和他整个这一趟“旅程”之后的感受有一个收口。事件不一定非得有出口——就是失败了、做不好了，也沟通不了了——但他是不是稍微可以有一点点对自己的认识（的改变）？即使这个“认识”没大用，“认识”了也就这样，我是想强调这个部分。

你在拍完《红毯先生》这个电影之后，对自己有改观和新的认识吗？

宁浩：有，这个东西挺好玩。因为我以前拍《香火》和《绿草地》那种电影都是极简主义的，中间很多年就都变得“极繁”了。所以对于我还能不能拍“极简”的电影，其实我原来是有一点点存疑的。这一次我做到了。整部电影时长两个小时多一点，但定剪后的镜头只有不到400个。

从原来的上千个镜头到现在的“极简”，中间要重新去克服跟适应什么东西？

宁浩：技术上，就是你要用比较少的笔墨，准确地拿下你想要传递的信息，因为毕竟这还是一部有一些“市场化”属性的电影，还是要尊重这个类型里的叙事结构，那么就要在表演和镜头内做到全方位的严格的控制。

这就不得不说，华哥（记者注：即演员刘德华）是一个非常专业、技术能力非常完整的演员。比如有一场戏，他要去砸停车场里停在他对面的车，那场戏就他一个人，灯光设备非常简单，那么他就既要表演，还要用自己戏里的手机手电筒当作自己表演的光源，一通演完，最后还要让开身位露出行车记录仪的红色光点。确实，他的技术很好，分心能力很强。

怎么避免《红毯先生》这个故事中的一些人物因为“功能性”的使命而变得粗暴或者偏狭？

宁浩：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丰富而自我矛盾的，这里头刘德华饰演的角色也是，他既尊重艺术，他又不尊重艺术。另外一个主要角色，一直在强调自己要捍卫某样东西的尊严，又想利用那样东西去获取成功和攀比的筹码。但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哪个人不是“既要，又要”，对吧？

你怎么拿捏现实和创作的边界？

宁浩：“中庸”的部分里头，最难的就是分寸，别越界。所有在观看电影时产生的笑和泪，我都希望是适度的。我希望每个观众离场、站起来走的时候是看不到对方哭过的样子，那个才是被电影尊重了，我喜欢给观众这个尺。反正我自己也害怕被煽情，有时候我在电影院里头看一场电影，看完我也被煽哭了，煽了以后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就自责。

因着《红毯先生》的片名，杂志特约的摄影师专门准备了一块红毯作为拍摄道具，在创作过程中，这块红色的布料在宁浩周身来回腾转挪移。一伙人忙前忙后，宁浩顶着不算灼热但依旧晃眼的大太阳，始终保持着近乎慈爱的态度，嘴角总是微微上扬，温和地接受着摄影师每一个要求，让他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让他举手就举手，让他上前一步就上前一步，不怒不威，平素“掌控者”的姿态全都收起。

拍摄结束后，编辑同他闲聊，讲出自己的一个猜测，她说觉得宁浩一定会在拍摄工作中观察在场每个人的状态，所以才会做到不干预不抗拒。宁浩承认：“我在太阳底下一边晒着一边在看他这个摄影的流派——我当初要是拍成这样，交不了作业。所以说这个世界在变化，我就在观察和感知这个变化的方向是什么。”

即使这个掌机拍摄自己的人掌握的不是自己习惯的创作流派，宁浩也绝不会出手干预。“我只有捍卫我自己不舒服的权利，没有指手画脚告诉人家要怎么做的权利，这就是自由意志的问题……最大范围地尊重自由意志，就会让世界最大范围地拥有创造力。“

《疯狂的外星人》上映时很多观众可能只是当成一个乐子看，直到后来在生活里体味了和其中角色相似的感觉时才会惊觉，有些东西原来离自己并不遥远。你是怎么做到拥有这种预见性的？

宁浩：它其实没有那么玄，所有的艺术史和艺术概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作品经过构思和实现之后，一定要进入到与观者的交流，才算完成和完整。这里头有一个“主体论”的问题，每位观众在接受一个作品的时候，他是主体——主体千差万别，就会共同构成不同的作品，但，这个感受是一个定论吗？

不是，它是发展变化的，因为主体在变化，再重观一个作品，产生的艺术和感受、性质，都在变化。所以指望我们三言两语就概括清楚一个作品，那不胡扯吗？我以前经常会听到一些特别专业的词，比如“预期控制”，我就很惊讶，这“预期”也能“控制”？结果后来发现，能控制得了的，也不太多，所以就随它去吧。

是啊，我们到底能控制什么呀？

宁浩：其实整个世界都是失控的，互联网时代什么都是失控的，电影院也都是失控的，讲的就是失控的事，从头到尾都很难。这个新时代其实有一点意思，马斯克这些人有一点意思，他也挺失控的。

你相信马斯克相信的那些东西吗？

宁浩：这是我六七年前比较爱谈的一个话题，但是我现在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碳基生物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不太能够整合信息，比较自私、傲慢，计算力也很差，错误百出，基本上我们是以错误构成的。

但是我后来想，生命，它还有自由性，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也是构成宇宙的一个规则，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和行动当中，一定是需要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和认识的。我现在就特别想要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他们的可感和可知，都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我们谁也无法代替他人，唯有尊重。

一边听你说这些，我脑子里一边闪过了好多《红毯先生》里的画面，我觉得你带着这种“尊重自由意志”的念头拍的这部电影，就特别像回到了原始人在岩洞墙壁上画小人儿……

宁浩：艺术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岩洞画儿。你说它的用途是什么？就是很无用的。咱们什么东西都“有用”，但其实艺术是“没用”的，你明白吗？你通过有形的“拍电影”，最后感受到了一种“无用”的东西，那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人类恰恰区别于很多生物生命的那个部分，就是无用的部分。

我有时候觉得艺术可以帮我打发时间，这不算是一种“用途”吗？

宁浩：是，这算是一种用途，但是你最终所追求的“无用”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才是最有意思的。给你举个例子，我小时候一直不懂罗丹好在哪里，直到后来亲眼看到了“思想者”，我才发现那个人摆的是特别奇怪的姿势。我在那个雕塑跟前学，大家都觉得他是这样（左手放在左手腿上），不是，思想者是左手放在右腿上，是这样的，他特别拧巴，你知道吗？我在那儿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肋骨岔子特别容易抽筋。

这就是罗丹选取的那个瞬间，虽然他的雕塑语言特别的简单，特别的传统，可是他给了你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瞬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除此之外，他还一直坚持把雕塑的人的脸打掉，我觉得他都是特别有章法地在弄这个事，他很自觉，因为他知道雕像一旦有脸，大家都会第一眼就盯着脸看，但他不要那个东西，他用面目模糊来拒绝让你通过这些外化的东西去阅读他的雕塑。他要告诉你：“我雕的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玩意儿。”它创造的全部都在动态中。

宁浩的微信头像已经用了快两年，是一幅水墨画，正中一个人头，侧着脸，眼睛、鼻子、耳朵，样样都有，却又样样都没有细瞄。画一看就是粗笔画的，一气呵成，没有修改涂擦的痕迹，也不容修改涂擦。题款遒劲秀丽，落于空白处。是宁浩自己的画。

画画，是他自认从小到大学过的东西里唯一被中途搁置而未曾坚持下来的一件事。如今成了生命里的闲笔一桩。他不画油画，嫌“需要的东西太多，太费劲，没那么多时间”。“国画简单，拿起来就能表现……越简单越好，如果你用简单的方式和复杂的方式都能传递一样高级的东西，那你何必非得用那个复杂的方式呢？”

但想画好水墨，也着实不容易，他教我不必计较阅读一幅画的内容，他自己也对所画的内容不太感兴趣。“你说我这是画了个人，或者画了个啥，都行，本质上就是笔触和疏密程度形成的一个感受和美感，你有想表达的，画什么都可以，哪怕随便抹几道都行。”

是不是一个人必须得拥有足够多的才能，才敢去“简单”？

宁浩：对，你经常练习去“简单”，它会训练你去抓最本质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华丽不好，华丽、纷繁、复杂也会成为一种感受，它本身也是一种语言。大道至简也可以，大道至繁也可以，这两个都可以。

你是坚决地要不在这一头、要不在另一头，是吗？

宁浩：不是，中间也很难。（笑）中间，就需要有一种控制的美。就是我们说的“中庸”。至繁、至简，目标都很明确，但是实际上，“中庸”才最难被看出来，如果把它控制得特别好的话，也是一种品位。

做人也是一样啊……

宁浩：是的，人真的太千差万别了。在同样一个局面里，有的人就说自己不能忍，有的人随波逐流也特别开心，还有的人一直纠结摇摆，都可以。《黑客帝国》里不就说了吗——“你到底是在梦里头过幸福的生活还是你一定要很清醒地生活？”这个时候你其实就是块电池，你说你需要搞清楚这事吗？每个选择都可以被理解。

你理解所有的自由意志，但如果别人用他们的自由来伤害到了你，你怎么办？

宁浩：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觉得我的电影不好？那是他们的自由，你不喜欢我的电影也是你的自由对吧？我对这个事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说服教育你吗？没有必要。也许过两天你又喜欢了。我做的事，无非就是让观众能在“森林”里头多溜达，溜达挺好的，就是你给了大家多一点点空间。他这条道走走，那条道走走，就不知道能走出什么来。

宁浩：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一个艺术家特别自觉地知道自己的动机，他就没有办法弄了。那些你问不出来的，其实也是我说不明白的，它是一个体感，不是你的逻辑；它是心，不是脑。

我经常跟作家、画家聊天的时候彼此答非所问，大家感觉在各说各的一样，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你就感觉好像又懂了——有的时候会隔很久才能明白。我记得李修文很多年前跟我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还没到40岁，他说人到40岁以后，是“用尽你平生的力气捍卫你自己的生活”。我当时真的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味，我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理解这句话。

现在如果再选择去拍一个新的东西，你真正最在意的是什么？

宁浩：自己的感觉，好玩不好玩，你觉得有意思，它就有意思。我又写了一个工厂的故事，跟我小时候在太钢的经历有关，我对那种高炉炼钢特别有记忆。我觉得好像再不拍就没了。

是厂房和景要没有了吗？

宁浩：记忆也会没了，因为你不停地看新事物，它就会篡改回忆里的那些东西。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观众可能也会没了，你没觉得吗？

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我觉得蓝领观众在消失。当“蓝领”都变成了编程人，知识和理性就成为了一个整体的倾向，就像诺兰的电影，特别“计算”、特别冷峻，在这个当中就浮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