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之后，我有什么变化？最近总有人来问这个问题。其实被访问的人也是跟着问答的过程在思考的。“自我的变化”，我自己在生活中不太会主动进行这样的自我剖析。

起初我只是根据当下的直观反应，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回答：有些东西对我来说，好像不太重要了。但究竟是什么不重要了，我也是在不断被问中渐渐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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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问到时，刚刚参加了一场《繁花》的路演。那天我穿了件很简单的毛衣，没有打扮得特别隆重。这跟我原来的风格不一样，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习惯于为了活动盛装出席的。但后来我发现，那件简单却非常舒适的毛衣，在那一天给了我非常好的状态。所以那一次我就说，类似这种“必须要”怎么去穿衣服的事情，显得不是那么“必须”了。可能这件事很小，微不足道。但我知道是拆掉了一点小小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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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不断发现有一些类似的转变，注意力确实和以前不同了。有人说我这是“逃出了形式的陷阱，更加接近于本质”。我不知道是否准确，定论交给外界。不过这些都是比较小的改变，很细微的。

这期间不断有新的剧本递过来，我的头脑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一直在响：我想挑战好的角色，我想成为更好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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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演员，想演到好角色是最自然的渴望，过去我肯定也这样说过。但是我心里知道，同样一句话，分量已经不同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大的改变。这取决于对“好角色”的定义。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已经不局限在“女一号”这种东西上了，也不那么关心是不是大制作。角色，角色，我现在关注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角色本身。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繁花》拍摄的三年里，潜移默化的“近朱者赤”。

“繁花电影学院，我在这里遇到了高山。”这段时间我经常这么说。高山是谁？我可以说是在我们导演带领下的整个《繁花》剧组大家庭吗？

在这个行业里待了这么多年，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合作伙伴，不是没见过。但是像《繁花》这样，整个剧组所有人都是齐心协力的，这种凝聚力，是极少见的。不单是演员，每一个部门，全都是这样。

每个人都很辛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人想着早点收工，“哎行了吧，赶紧拍了吧过了吧”，没有一个人是那种状态。好像所有人都绷着一股劲儿，在为了艺术而创作。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做到更好。

比较神奇的是，没有人在刻意要求，大家都是自发的。有点像小时候争做文明班级，每个小朋友都高度自觉地去维护整个班级的荣誉那种感觉。我每天就觉得：哇塞！特别感动。

而且这种“革命友情”延续到了戏外。再遇见，再合作，我们都知道彼此的标准是什么。一个眼神就知道，那种彼此配合的高度默契，带来的质量、效率，太难得了。

范志毅老师在戏里面对我有句台词：“小汪，出去以后不要给我丢人。”重点并不在于“丢人”，而是“不要给我”背后的那种“我们是一体的、是自己人”的感觉。我们都是从这儿出去的，肩上会有使命感，那种信念，是“繁花电影学院”的力量。大家都说校园里的友谊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剧组之间就是这样的情感，没想到人生这个阶段还能再体验一把，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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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一个原因在于，《繁花》剧组的每一个岗位上，都集中了各自领域里非常优秀且非常努力的人，大家平时都是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这样的一群人聚到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激发，场面真的很壮观。还有一个原因，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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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导演，其实他不会要求任何人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们每个人好像都有个非常一致的隐形的目标，或者说创作的精神，被牵引着，全身心投入在里面。

为什么？人格魅力。因为导演自己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如此的一丝不苟，如此的不将就、如此的认真、如此的对艺术极致追求着。其实他比我们谁都累。比如说，我们奋战在第一线的演员、摄影、灯光、美术等等收工以后，他还要和幕后的创作团队开会，赶在我们第二天开拍前把需要的调整准备好。

现场的演职人员和幕后的工作人员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凌晨四五点收工，幕后可能九点十点上班，会议结束，我们这边又要开工了。而王家卫导演永远是第一时间来到工作现场的，永远与我们在一起。那他中间能睡几个小时啊？你会觉得，比我优秀的人，比我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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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家都知道，王家卫导演拍戏，是在一种不设限的环境里创作，且时刻都在创作状态中。那么高的工作强度下，仍保持着最佳工作状态，很儒雅，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的样子。别管什么状况，他讲话永远非常有涵养、很柔和，内核很稳，稳扎稳打，从不急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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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个我们迷茫的、惶恐的、不知所措的时刻，都是在他的这种人格魅力之下“翻山越岭”，这是榜样的力量。导演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现场只要他高大的身影出现了，我们心就安了，那是一道光！他就像个大家长，领着我们向前跑，把我们都凝聚在一起。我在我们导演身上，学到了毕生受用的东西。

03

汪小姐，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形象。如果她是我生活里的遇见，我会很愿意跟她成为朋友。其实我们两个在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也是那种如果决定了要做什么事，就会义无反顾、全力以赴，不喜欢做什么解释的人。汪小姐去了趟深圳回来，发现之前认识的人有很大变化，这说明那段时间他们是没什么互动的，她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了，她也在专注地做好一件事。

《繁花》拍摄的三年，也是我“不太有声音”的三年。外界对我的猜测和评判，我都知道。没想过出来解释什么。我知道我挺忙、挺充实的，而且忙的是我很喜欢很享受的事情，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够了。

我们有时候急于解释，怕被误解，想让外界对自己多一些理解，追求那种被接纳被认同的安全感。仔细想想，这些，真有那么重要吗？总的来说，我现在的注意力就是在不断精简，不断不断地消解掉偏离主要任务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也是我对表演从喜欢到热爱的过渡。

有人问我，假如《繁花》没“响”，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受欢迎，或者三年不够，还要再来三年，我又如何自处？说实话，没想过。但再来三年，我仍会这样坚定。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拍好它。没有想过我投入了多少成本，需要得到多少回报，万一不成怎么办之类的。

观众都是有辨别好坏的能力的，你遇到了一个好故事好团队，你发现参与其中的每一天都在吸收好的养分。你发现你在一个世外桃源里，你的一切状态都在变得更好。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收获了。所以我只想专注地待在这件事儿里，这件事儿就是这件事儿，不考虑其他。

这就是我的习惯，认真选择，然后捍卫选择。而捍卫选择，最近的道路，就是沉浸其中，全力以赴。假设性问题，咱不考虑。起心动念都是偏离，偏离你的主要路径。一旦你带上旁观的视角，可能就会有杂念，心态不好，结果就受影响。

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意结果，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关注结果。我不在意结果，但潜意识里，我的注意力都专注在投入其中、高效奋斗，结果应该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