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岩井俊二

“记忆、青春、少男少女的萌动、优雅婉转的音乐。”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曾在生命中或多或少向往过的美好，对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来说却是他在电影创作中岁月和积累的体现。《情书》《花与爱丽丝》《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这些耳熟能详的电影名字背后，是一位在影迷心中始终怀揣着少年赤诚之心的“白月光”导演，曾经有着漫画家梦想的岩井俊二，玩过音乐，拍过音乐录影带和电视剧，经历过许多“年轻气盛”的冒险。这也因此造就了他独特的电影创作风格，用梦幻的手法和百变的故事描绘青春，却又不局限于青春，少男少女的暧昧心事之余，是对于时代记忆的变迁和人性的矛盾的真切映照。

岩井俊二的电影如同爱情本身，时而纯净唯美，又时而隐忍难言；朦胧如诗，绕梁如歌。

《Kyrie之歌》

2018年，岩井俊二曾跟随他自编自导的华语电影《你好，之华》来华倾听中国观众们的故事。如今岩井俊二携音乐题材新作《Kyrie之歌》再度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同中国观众们见面。大师班之前，MiniBAZAAR对话岩井俊二，在他的温柔与深沉之间，我们听他缓缓道来自己对于“故事”理解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音乐、漫画等其他媒介同电影相结合的可能性的思索。不只青春，也不只“白月光”，岩井俊二看过许多人生的风景，但他对电影的初心和热爱始终如一。

Q：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中国，遇到了什么令您记忆深刻的人或事吗？您认为如今中国的电影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A：我也是刚到上海不久，目前和上海重逢的时间还比较短暂，我也总结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新变化，不过在熟悉之余我也感觉到上海的街头变得比之前更加热闹了。

「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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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通过大师班您想和影迷们分享些什么？您认为一部可以称得上是“大师之作”的电影应该具备什么？

A：其实我自己每一次创作电影的过程也是不断向他人学习的过程，我没有想过自己是来教观众什么的，所以这次通过大师班我也是想和中国的年轻人们进行交流来获取新的启发。

另一方面，我一直都认为电影制作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所以一部电影与其苦口婆心地劝诫些我什么，不如让我在其中看到创作者们的共同努力和头脑风暴后，能够自发地萌生新感悟。

因此在我看来，能和许多观众建立起羁绊并透过银幕带给他们不一样体验的电影，就是大师级的电影。

Q：这次您是带着作品《kyrie之歌》再度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同中国观众见面，那么您认为通过参加电影节进行交流，给电影人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A：这部作品是我和才华横溢的年轻演员们、音乐家们合作完成的，因而也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让观众感受到他们在电影和音乐中的别样表现。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因为这部电影中的音乐都是我们在现场录制的，希望也能给中国观众们带去演唱会一般的体验。

Q：《kyrie之歌》也是您在《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后再次在电影中涉及音乐题材，您为什么想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您在与饰演女主角的偶像歌手AiNA THE END沟通合作的过程中又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A：其实我本人一直都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平时也会玩音乐，比如参加乐队演奏之类的活动，所以对于创作音乐题材的电影向来都非常有热情。至于我和AiNA THE END的缘分，我也是在撰写剧本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她，后来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她对于音乐和表演都很有想法，于是我便邀请了AiNA THE END出任这部关于音乐的电影的女主角，她也是当场就答应了。虽然她在进组拍戏的时候还在忙着筹备个人演唱会，但依然合理安排好了自己的工作日程，以百分百的状态投入到电影的拍摄当中。总之，她是一个温柔善良、做事认真又有着自己独特魅力的女孩。在和她拍电影相处的过程中，我也渐渐地成为了她的粉丝。并不是在为她做宣传，但借这个采访的机会我也真的想向大家推荐一下她的个人单曲。

Q：在开始电影长片创作之前，您有丰富的音乐录像和电视剧的创作经验，这部《kyrie之歌》也被您改编成了电视剧版本的作品《路上的狂花》。那么您如何理解当今时代影像媒介的多样性？

A：在我小时候，世界上只有电影和黑白电视，但后来电视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甚至还出现了电脑、手机以及后来的智能手机。可以说很凑巧，这几十年来技术的飞速进步是伴随着我的成长一同发生的。就好比我小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看的《赛文奥特曼》，那里面的人们能用手表和手机进行无线通话，让我感觉很酷很新奇，然而它们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变成再寻常不过的现实了。

另一方面，我想，从最早爱迪生发明电影摄影机、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第一次公开放映电影的时候，影像就注定了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在影像的发展历史中，每隔十年就会有一种新的技术诞生，而每隔二十年左右也会发生一次足以改变历史的大规模技术变革。以当下为坐标，二十年前，CG技术的出现让数字电影变得逐渐流行，而二十年后的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都已经被大家广泛地接受了。

如今更是被称作人工智能的时代，是影像媒介空前多元化的时代，谁都可以当导演，谁都可以拍摄电影，这样的趋势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拥抱新的媒介与技术，从而为今后新媒介的诞生创造先决条件。

Q：本次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展映了您过往的作品《花与爱丽丝》《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当时您是如何想到将这样一个关于少女心事的隐秘故事以怪诞童话般的独特影像来呈现的呢？

A：《花与爱丽丝》其实是基于我从年轻时就一直抱有的想法。虽然我也不太清楚自己具体想要创作这部作品的理由，但总是想尝试描绘属于女孩子之间的友情，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点类似于某种青春幻想。

有趣的是，我最近正好整理了以前的档案和笔记，发现自己其实在二十岁之前就有了像《花与爱丽丝》一样的少女电影的创作灵感。而在完成《花与爱丽丝》之前，我也把类似的关于少女心事的情节在潜移默化中反映到了自己的其他作品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直到某一天才在心中重新唤醒了那个原本的灵感，这才有了《花与爱丽丝》和《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

Q：在中国您最为观众们所喜爱的两部作品《情书》与《燕尾蝶》都将时代记忆的变化与少男少女们的成长和命运巧妙结合在了一起，您是如何构思在青春主题下对于社会现实隐秘地讲述的？您又如何看待青春与时代之间的辩证关系？

A：对我来说，其实描绘“现在”“现实”的电影是最容易去创作的，因为它处于当下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其中，对于社会的变化和生活有着很直观的感受。但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只有真正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人才可以在艺术创作中立体地描绘出那个时代。旧的故事对于现在的人们依然是有意义的。

因此身处任何时代的电影创作者都可以借助古老的童话和寓言隐喻，来创作立足于某个特定时代、却可以和当代人产生共鸣的内容，从而打造一部具有普世意义的电影作品，这也是我在电影创作中一直坚持的理念。

Q：拍摄了这么多关于青春的电影，您对于少男少女们角色塑造的取材往往来自于哪里？从成人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们该如何在拍摄青春类型的电影时避免落入肤浅和俗套？

A：其实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看了许多电影。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没法做到完全不受这些看过的电影的影响，所以很多我电影中的人物的影子也来源于此。另一方面我自己平时也会关注一些社会新闻，从中获取了不少关于人物的信息。

但这些还不足以让我拍出一部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电影，即便每天都坚持看电影，也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学会拍电影。在我看来，拍摄电影最重要的显然还是自己的人生经历，无论是什么风格、什么题材的电影，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能在成片里看到属于创作者自己的原封不动的实际经历。所以我在和年轻导演们交流时也会有意识地问他们：“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你发现了属于故事的灵感？又是出于何种契机，你想要把它拍成电影？”我认为每一个想要从事电影创作的年轻人都可以试着在心里问自己这两个问题，这也是我这次来上海想倾听大家的看法的话题。

Q：您电影中的人物往往在清纯善良之余又时常隐忍压抑，这似乎传递出某种东亚文化的特点，那么您如何看待东亚人之间这种暧昧、含混的表达习性？您认为自己的作品为什么能跨越不同文化的界限、得到来自世界各地观众们的欣赏？

A：在大多数电影中，观众是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看整个故事的，从结果来看，的确是在我的作品序列中形成了一类经典少男少女形象的诞生。但是从导演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更关注观众们会从什么视角来看我所展现的故事，或者说观众们更容易从哪个角度切入去切身感受故事所要表达的内核。

Q：在您的电影中观众也经常透过故事和影像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在温情到来之前漫长等待之下的孤独感，对于塑造影像的孤独感您有什么心得吗？您又如何看待您镜头下这些人物孤独的时刻？

A：人的一生中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景，也会体验各种各样的情感，我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也是如此，虽然有很多快乐的时光，但也有很多孤独的时刻。而我并不认为孤独是件坏事，尽管孤独，但你也会看到在孤独时才能看到的独特风景。如今回头看自己过去的作品，它们也是我人生经历的一种体现。

虽然创作和生活有辛苦也有孤独，但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活着，它们在我的人生中是不可替代的记忆。果然无论如何人还是会被自己的来路所吸引，你体验过的故事是别人怎么也写不出来的。

因此关于我的电影中的孤独感，我倒没有刻意去塑造，只是想让某部电影呼应记忆中的某个故事。不管是什么样的题材，不论是发生在古代还是现代，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会过的话，都是无法在电影中描绘出孤独感或其他情感的。即使过去了很久，也需要唤起所经历的感觉来创作，这样才会让电影更有感染力。我一直也觉得过去的自己总会被记录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里，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算是人生在世的孤独感吧。

Q：一些观众认为您的电影颇有“散文诗”的观感，那么事实上您是否也会从一些文学作品中获取不一样的电影灵感呢？

A：嗯，我年轻时读过很多文学作品。学生时代的我爱读一些近代日本名家们的作品，像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之类的。他们作品中的故事和一些人物对我影响很大，对我后来创作电影也有不小的启发。

Q：您在电影中对于光线的独特掌控被影迷们广为称道，让不少人感叹它们就是青春“梦幻”样子的缩影。那么您是如何慢慢摸索出这种对于电影光线的独特理解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影像风格的呢？

A：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摸索如何在电影中运用好光线，它的灵感其实源于我自己十几岁时看过的那些强调明暗对比的电影和画作之后的个人感受。

所以如今观众在我电影中所看到的明暗对比手法，其实早在我还在学习电影的阶段，也就是拍摄《情书》之前，就已经在脑海中确立了。

只不过之后我对于自己的光线控制手法有了进一步的磨砺与提升，对光线的运用也算是在我的作品序列中实现了一种接力跑般的递进关系。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所展现的电影光线调度手法终于达到了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水准，它也意味着我已经能够灵活地在电影中运用光线。而刚才你也提到，中国观众们看了我的电影后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对此我也特别高兴，感觉自己身为电影人的努力算是收获了最好的回报。

Q：您电影中的音乐往往和故事当下的情景紧密结合在一起，迸发出强烈的情绪感染力，您如何理解音乐在电影中的叙事作用？您又是如何和音乐家们探讨关于电影音乐的创作的？

A：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本人是一个音乐迷，所以在我的电影作品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音乐。但我必须承认，音乐对于电影来说也不是不可或缺的，有的电影不会用任何音乐，就像现在很多的实验电影那样，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但在我个人的电影创作语境中，还是希望观众能在电影里听到音乐后渐渐地在内心中展开和其中人物情绪有关的画面。所以我在采用音乐的时候也很谨慎，想让每一首出现在电影里的音乐都在保证优美的基础上，又尽可能不至于喧宾夺主地影响电影叙事的发展，反而可以为电影中的叙事起到一些铺垫作用。

Q：多年来得益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契机，中日电影人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您认为我们该如何让电影不局限于某种限定的文化从而更好地走向世界？

A：其实我在创作《情书》的时候就和制片人们聊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位制片人认为《情书》是一部发生在日本的怀旧电影，如果只有日本人能够理解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我听完他说的话自己也就这么觉得了，心想：“是啊，或许真的就是这样，《情书》大概最终的成片就会是一部主要面向日本观众的电影吧。”但没想到后来《情书》在多伦多电影节展映时，出乎意料地获得了观众选择奖，这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这部电影加拿大人也能很好地看懂，之后我又听说它在中国与韩国大受欢迎，于是我便慢慢发现当时自己只想着为日本观众制作这部电影的认知是错误的。正因为故事中所蕴含的情感共通性，才让这样一部已经打动许多日本观众的电影在后续可以去打动世界上更多其他国家的观众们。

电影虽然是从欧美传入亚洲的“舶来品”，但“故事”是哪个国家都会有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而且很多故事也是具有全球共通性的。换个角度来看，欧美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故事和情感，我们亚洲人理解起来可能也存在不小的困难。

可以说，完全为某一个国家和某一种文化所创作的故事是不存在的，所以如今我认为制作一部让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电影反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在电影创作中也坚信着这一点。同时我也认为今后的年轻导演们可能不再需要为这一点而苦恼，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会慢慢成为一种常识，所以他们或许也会更无拘无束地在电影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吧，这听上去就让我非常期待。

Q：如今全世界范围内的千禧一代电影创作者都开始慢慢崭露头角，那么作为曾被称作“日本新电影代表人物”的您认为当下的年轻导演们和以往最大的不同以及新颖之处在于什么？

A：其实把两代年轻人放在一起比较是有些困难的，我在学生时代其实是抱着想成为一位漫画家的梦想而生活着的，所以我平时就喜欢在心里编一些小故事，并结合在生活中观察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反复思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想在心中找到自己喜欢的故事再慢慢展开，这是我二十岁初期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对于年轻的导演们来说，学习电影拍摄的手法固然重要，但我总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真正所喜欢的故事和借电影所想要表达的东西。

Q：您最近有新的电影创作灵感吗？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下接下来您想要涉足的作品题材？

A：其实我已经有很多写好的故事和剧本，但它们都还没有被提上制作成电影的日程。我也有一些比较原始的创意和想法还没有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可以让它们慢慢成型，另外我也希望自己可以邂逅一些此前没有碰到过的人和事。

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但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种不同以往的鲜活感。

过去我拍摄了很多关于青春的年轻人们的故事，但某一天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去尝试以老年人作为主人公的电影，只要这个故事足够鲜活即可。

总之不管接下来我要制作什么样的电影，它都一定会是一部能让我自己先接受并理解的电影，今后我也会以这样的标准在创作中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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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协助/王祖俊、苏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