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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外来者”陈哲艺:《燃冬》教会我更自由地拍电影

作者:时尚芭莎2023-05-27来源:时尚芭莎

永远的“外来者”陈哲艺:《燃冬》教会我更自由地拍电影

“不断拥抱变化。”


法国当地时间5月21日中午,入围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燃冬》在德彪西电影宫进行了全球首映。

《燃冬》在戛纳首映现场

作为戛纳“亲儿子”,这已经是39岁的陈哲艺第五次带着作品踏上戛纳的红地毯。在这之前,他的三部短片和一部长片曾亮相戛纳,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更是拿到了当年的金摄影机奖。

电影《爸妈不在家》海报

《燃冬》是陈哲艺第一次离开新加坡,在陌生的环境里拍摄的长片电影。故事发生中国东北,从小城延吉到长白山脚下,周冬雨、刘昊然、屈楚萧饰演的来自三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彼此相遇,他们带着各自对人生的困惑开启了一段浪漫之旅。

电影《燃冬》海报

对于陈哲艺来说,《燃冬》是个意外,是他计划之外即兴式的创作。“不断拥抱变化。”这是疫情之后,陈哲艺最大的改变。

和他以往电影中的“家庭”母题不同,《燃冬》是一部《祖与占》《戏梦巴黎》式的漫游电影,陈哲艺把很多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他所洞察到的年轻人的迷茫与挣扎放在了电影里。少年老成、沉稳、精准、控制狂……这些是过往同行、媒体和影评人对陈哲艺的评价。这一次,他赌气似的,企图抛掉所有枷锁,抛掉所有早已熟练的电影制作手法,无所顾忌地拍一部电影出来。

电影《燃冬》剧组在戛纳红毯

在陈哲艺启程去戛纳前,我们在北京采访了他,与他聊了聊《燃冬》,以及这两年的创作和生活。

再次见面,他瘦了一些,但心情很好。讲述的每一件事都能精确到具体日期,甚至具体到每个小时。这是他过去两年的状态——世界在变,电影行业也在变,在创作上,他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危机感。面对“中年危机”和不确定的未来,他只能加速前进,分秒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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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陈哲艺自述:

《爸妈不在家》在戛纳拿到金摄影机奖(最佳处女作)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但当时的场景我依然历历在目。那年,电影首映时还出了个小插曲,800人的放映厅突然停电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电影停在了哪里——家乐过生日吃肯德基那场戏。

全场都黑了下来,我坐在那里,特别焦虑。戛纳是个很残酷的地方,大家不喜欢一部电影会立刻走掉。观众都走了怎么办?这可是我第一部长片的世界首映啊!

8分钟后,工作人员来处理了,10分钟后,电影恢复放映。但英文字幕又出了问题,和画面不同步(所以我就是很不喜欢数位的东西,永远会出各种状况)。一切都调整好后,大家都鼓掌庆祝。

电影放完,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就站在那儿哭,心情很复杂,一边觉得自己好惨,世界首映遇到这种状况,一边又很感动,没有人走,大家都留下来了。

后来我发现,每次首映出状况,电影都会得奖,这好像成了我的一个心理暗示。但我还是希望《燃冬》的首映不会出任何问题,希望一切都能顺利。

电影《燃冬》主创在戛纳红毯

《燃冬》让我学会更自由地拍电影

上次接受完芭莎的拍摄和采访我就去戛纳了,这次也是。但这次去感受会有些不一样,毕竟带去的是一部新的长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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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用六个月的时间拍了两部电影,而且拍摄地都不在新加坡,一部在中国东北,一部在希腊。
以前,我是一个控制狂,拍片子很慢,花两三年雕琢剧本,弄得非常精准,再花可能一两年时间筹备拍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只拍了《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两部长片。十年前站在戛纳红毯上的我29岁,今天,我39岁,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让我突然有了危机感。
也许是因为年龄,也许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过去这些年积累的人生阅历和蛮扎实的功底也让我更敢于去冒险,疫情以来,我的整个创作节奏完全变了。
前年访问时,我告诉你8月要去希腊,9月《漂流人生》开机。但计划没有变化快,我的女主角(辛西娅·艾莉佛)要和Netflix合作一个什么大电影,临时被挖走了,我们的档期被移到了来年的3月份。
电影《热带雨》海报

电影筹备了两年半,正蓄势待发,突然就空档了。但我的手好痒,好想创作。我打了个电话给中国的制片人搭档谢萌,我和他说,我好想拍一部电影,立刻、马上。他说,我们不是刚拍完一个短片吗?我说,不,我要拍一部真正的电影。他问我,拍什么?
那时已经是7月份,我没有概念,没有剧本,没有演员,什么都没有,只是倒推了一下时间,可以确定的是12月1日必须开机,第二年的1月8日要杀青。
拍什么呢?
上次我们做访问是因为我参加了上影节,当时很多记者、影评人问我:“为什么你的电影那么沉稳,不像一个年轻人拍的,有没有想过拍年轻人的故事?”跟我合作短片《隔爱》的演员章宇也说我:“哲艺,你太精准了,剧本、画面、剪辑都太精准了,推着演员给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自由一点,你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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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伦敦的家里,我真的认真思考了这件事——怎么更自由地创作,怎么去打破自己,挑战新的东西。

突然空出的档期,把这个机会摆在了我面前。我是白羊座,容不得别人质疑我,我就要拍一个年轻人的故事给你们看,我就要更自由地拍电影。

限定的档期让这个故事必须发生在冬天,我打开地图,寻找中国最冷的地方,敲定了拍摄地东北。为了写剧本,我不停地在那些社交媒体、公众号上看关于年轻人的文章,看90后、00后的焦虑、困境是什么。要拍青春片,我就想到自己很喜欢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那部《祖与占》。

好,我要拍一部中国的《祖与占》。

两男一女,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两男一女三位演员。所有限定条件都有了,我就开始构思故事,这么短时间内要写一个剧本,它就不可能是王小帅《地久天长》那样有时间跨度的故事,它必须发生在三四天里,这样我写起来轻松一点。

我从没去过东北,想到东北的冬天,我就会想到冰块。水结成冰是很快的,冰化成水也很快。我想拍的就是这种感觉,三个不是很熟悉的年轻人,都不属于那个地方,却在很短的时间内种下了很深、很特别的情感,但几天后又都各自离开。他们在彼此身上留下了什么?

我要拍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当时没有故事,也没有事件。

电影《燃冬》剧照

带着这个模模糊糊的想法,我先给合作过的冬雨打了个电话,她12月底有档期。再打电话给在上影节时认识的昊然,谢萌强烈推荐了屈楚萧,演员就算敲定了。

9月底,我得到签证通过的消息,10月3日就从伦敦飞到了上海。为什么我对这个时间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剧本是在上海隔离那14天写的。每天都很焦虑,三度想逃跑。但最后还是没当逃兵,熬出了两页大纲。

隔离一结束,我就坐早班机飞到了长白山。10月底,东北的秋天是挺美的。我们在长白山周边的城市转,在延吉雇了个导游。其间我一直在看小红书,看网友笔记里推荐的景点,碰到感兴趣的就让导游带我们去。

电影筹备期间,我白天跟主创们一起勘景,晚上躲在酒店写剧本。每天副导演都来敲门:“导演,有剧本吗?”我每次都说:“没有,还在写。”他很惨,只能拿着两页大纲去做拍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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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开机还有十天,那天早上8点,我写完了剧本。为什么能写完?因为下午演员就要来定妆了。所有经纪人都管我要剧本,我没有,就哄他们,别看啦,来了大家一起看。
晚上8点,所有主创和我本人,第一次从头到尾地看到了《燃冬》的完整剧本。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我也蛮意外的。
12月1日,电影居然准时开机了。我每天拍10-15个小时,回到酒店再抓导演组一起来修改剧本。因为剧本必须写得很快,所以我用中文写对白,英文写描述。导演组用软件翻译描述,总是翻译不对,我们就得开会讨论。他们说我写的对白都是南方人的语气,北方人不这样讲话,我们就再改对白。每天晚上,我们还要把拍摄的素材倒出来,发给在伦敦的剪辑师,他看过后,我们再一起讨论哪些需要补拍。
我的导演组都是90后,这电影是拍给他们同龄人的,他们有共鸣,观众就能感受到。
回想起来,这是一次就地取材、特别即兴的创作,虽然过程中非常非常焦虑。

电影《燃冬》剧组在戛纳

永远的“外来者”视角

拍完《燃冬》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拍《漂流人生》了。那是我第一次拍英语片。2018年,《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制片人拿了一本小说给我。第一次看,我以为故事不是虚构的,人物刻画得太真实了。过去几年,通过美国、英国的制片人,我会看到很多剧本,里面的人物都有太多设计了,他们只是为了剧情而存在。那本小说的真实感打动了我。

于是,我找了一个女性编剧,我们一起用两年半的时间写出了剧本,砍掉了原小说里的很多事件和人物。《漂流人生》是个难民题材,但对我来说,它没那么宏大,就是一个受了很大创伤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何与人、与这世界重新建立信任和联结的故事。

电影《漂流人生》剧照

难民、希腊小岛、英语片,这电影和我有什么关系?上次聊起,我和你说,自己创作的母题是“家庭”,拍完《燃冬》和《漂流人生》我重新总结了一下,我发现,自己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外来者”。《爸妈不在家》里有菲佣,《热带雨》里有马来西亚华文老师,《燃冬》大家都是外来者,《漂流人生》有难民。
我一直在试图探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种下特别又深刻的情感结缘。
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寻找一种身份上的归属感。我在新加坡长大,二十多岁去了英国,一待就是十六七年。最近半年,我的太太跟小孩又搬去香港了。虽然我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英国人,在白人的世界里永远是个外人。又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很久,和新加坡的朋友们又很不一样。在新加坡,多数人都只讲英文,我爸妈在家聊天、发简讯也都用英文,但我中文很好,灵魂又很东方,不知道受谁的影响,大概是老天爷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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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我都像是一个局外人,一直在寻找的身份认同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
所以,如果说我个人与《漂流人生》的内在联结,那就是“外来者”身份的这个部分。女主角是一个流落希腊小岛的难民,很多人对这样一个女孩有刻板印象,她看起来穷困潦倒,但其实,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很强的自尊心。我们总是在没能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下了太多判断了。
除了我和一位录音师,《漂流人生》的主创都是女性。因为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其中的女性友谊、女主角的自尊心都是女性向的,我希望女性主创可以让它更敏感、细腻。电影里有几场情绪比较饱满的戏和一些暴力画面,我希望演员舒服,现场环境和摄影机都能更尊重她。
试过之后就发现,片场多一些女性真的很好,一堆男生凑在一起,大家都很喜欢show off(炫耀),但女生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更不存在大家担心的效率问题。

电影《漂流人生》幕后花絮照

《燃冬》的摄影师余静萍也是个女性,她很擅长手持,擅长捕捉人物的情绪。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语言是温柔的,能抓住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克制的情感。即便拍摄痛苦的画面,我的镜头也永远不会去剥削人物。
《漂流人生》的团队里有英国人、法国人、希腊人、美国人,我是唯一的亚洲人,这也是我这个“边缘者”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身份上的优越感,还挺爽的。
作为一个“外来者”,连续在两个陌生的地方拍电影,我的优势恰恰是“我不属于那里”,所以没有文化上的包袱。在延吉遇到的公园,在希腊遇到的废弃的房子,当地人都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我能发现它们的美。这几年,关于东北的电影和文学有很多,我不担心《燃冬》会被归类,也不担心观众审美疲劳,因为它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电影《燃冬》剧照

疫情教会我不断拥抱变化

如果没有意外,今年年底我会回新加坡拍摄“成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们都是陌生人》。又可以回到我熟悉的工作方式了——严谨地写剧本,严谨地做所有前期的筹备工作。但经历了《燃冬》和《漂流人生》,我可能会自由一点,放肆一点。

《我们都是陌生人》的剧本还要改一改,原来的故事发生在疫情期间,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演员戴口罩了。

你看,疫情教会我们的就是要不断拥抱变化

电影《我们都是陌生人》概念海报

我不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今,无论在中国、新加坡还是英国,大家的观影习惯、娱乐方式都变了。即便在好莱坞,大家也很难预测票房了。我其实挺担心的,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导演,10年或者20年后还能不能找到资金拍电影。
无论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是英国,好像每个人都很乐观地生活着,很乐观地看待工作和生命。但我时常觉得,这是一种假象,好像大家在用娱乐和积极的心态去掩饰某种不安。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很难逃避这种“不安”,也没法在作品里掩饰它,那会变得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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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漂流人生》在圣丹斯首映,1400人的放映厅,看完电影大家都哭了。我不是一个会妥协的导演,不会突然拥抱市场,变得特别商业。所以,时刻有危机感。我很感激每次放映,至少现在,我在很用心地拍每一部电影。
马上就要启程去戛纳了,这几天基本都在工作,还要去核查中英文字幕和片头片尾工作人员的名字。
这些事我都会自己来做,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我都自己打上去。我总是怕后期公司搞错。我有点老派,电影和短视频不一样,名字和职称写错了,没得改,它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大家陪着你工作几个月,把名字写对是最起码的尊重。

摄影/晓明

监制/葛海晨

策划&编辑/Timmy

采访&撰文/宋彦

形象/陈柳凝

制片/何盛意

妆发/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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