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地时间5月21日中午，入围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燃冬》在德彪西电影宫进行了全球首映。作为戛纳“亲儿子”，这已经是39岁的陈哲艺第五次带着作品踏上戛纳的红地毯。在这之前，他的三部短片和一部长片曾亮相戛纳，长片处女作《爸妈不在家》更是拿到了当年的金摄影机奖。《燃冬》是陈哲艺第一次离开新加坡，在陌生的环境里拍摄的长片电影。故事发生中国东北，从小城延吉到长白山脚下，周冬雨、刘昊然、屈楚萧饰演的来自三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彼此相遇，他们带着各自对人生的困惑开启了一段浪漫之旅。对于陈哲艺来说，《燃冬》是个意外，是他计划之外即兴式的创作。“不断拥抱变化。”这是疫情之后，陈哲艺最大的改变。
和他以往电影中的“家庭”母题不同，《燃冬》是一部《祖与占》《戏梦巴黎》式的漫游电影，陈哲艺把很多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他所洞察到的年轻人的迷茫与挣扎放在了电影里。少年老成、沉稳、精准、控制狂……这些是过往同行、媒体和影评人对陈哲艺的评价。这一次，他赌气似的，企图抛掉所有枷锁，抛掉所有早已熟练的电影制作手法，无所顾忌地拍一部电影出来。
在陈哲艺启程去戛纳前，我们在北京采访了他，与他聊了聊《燃冬》，以及这两年的创作和生活。
再次见面，他瘦了一些，但心情很好。讲述的每一件事都能精确到具体日期，甚至具体到每个小时。这是他过去两年的状态——世界在变，电影行业也在变，在创作上，他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危机感。面对“中年危机”和不确定的未来，他只能加速前进，分秒必争。
白色衬衣、深灰色西装外套、深灰色西裤、靴子 均为Prada《爸妈不在家》在戛纳拿到金摄影机奖（最佳处女作）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但当时的场景我依然历历在目。那年，电影首映时还出了个小插曲，800人的放映厅突然停电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电影停在了哪里——家乐过生日吃肯德基那场戏。
全场都黑了下来，我坐在那里，特别焦虑。戛纳是个很残酷的地方，大家不喜欢一部电影会立刻走掉。观众都走了怎么办？这可是我第一部长片的世界首映啊！
8分钟后，工作人员来处理了，10分钟后，电影恢复放映。但英文字幕又出了问题，和画面不同步（所以我就是很不喜欢数位的东西，永远会出各种状况）。一切都调整好后，大家都鼓掌庆祝。
电影放完，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就站在那儿哭，心情很复杂，一边觉得自己好惨，世界首映遇到这种状况，一边又很感动，没有人走，大家都留下来了。
后来我发现，每次首映出状况，电影都会得奖，这好像成了我的一个心理暗示。但我还是希望《燃冬》的首映不会出任何问题，希望一切都能顺利。
上次接受完芭莎的拍摄和采访我就去戛纳了，这次也是。但这次去感受会有些不一样，毕竟带去的是一部新的长片作品。
去年，我用六个月的时间拍了两部电影，而且拍摄地都不在新加坡，一部在中国东北，一部在希腊。以前，我是一个控制狂，拍片子很慢，花两三年雕琢剧本，弄得非常精准，再花可能一两年时间筹备拍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只拍了《爸妈不在家》和《热带雨》两部长片。十年前站在戛纳红毯上的我29岁，今天，我39岁，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这让我突然有了危机感。也许是因为年龄，也许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过去这些年积累的人生阅历和蛮扎实的功底也让我更敢于去冒险，疫情以来，我的整个创作节奏完全变了。前年访问时，我告诉你8月要去希腊，9月《漂流人生》开机。但计划没有变化快，我的女主角（辛西娅·艾莉佛）要和Netflix合作一个什么大电影，临时被挖走了，我们的档期被移到了来年的3月份。电影筹备了两年半，正蓄势待发，突然就空档了。但我的手好痒，好想创作。我打了个电话给中国的制片人搭档谢萌，我和他说，我好想拍一部电影，立刻、马上。他说，我们不是刚拍完一个短片吗？我说，不，我要拍一部真正的电影。他问我，拍什么？那时已经是7月份，我没有概念，没有剧本，没有演员，什么都没有，只是倒推了一下时间，可以确定的是12月1日必须开机，第二年的1月8日要杀青。上次我们做访问是因为我参加了上影节，当时很多记者、影评人问我：“为什么你的电影那么沉稳，不像一个年轻人拍的，有没有想过拍年轻人的故事？”跟我合作短片《隔爱》的演员章宇也说我：“哲艺，你太精准了，剧本、画面、剪辑都太精准了，推着演员给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自由一点，你试一试。”回到伦敦的家里，我真的认真思考了这件事——怎么更自由地创作，怎么去打破自己，挑战新的东西。
突然空出的档期，把这个机会摆在了我面前。我是白羊座，容不得别人质疑我，我就要拍一个年轻人的故事给你们看，我就要更自由地拍电影。
限定的档期让这个故事必须发生在冬天，我打开地图，寻找中国最冷的地方，敲定了拍摄地东北。为了写剧本，我不停地在那些社交媒体、公众号上看关于年轻人的文章，看90后、00后的焦虑、困境是什么。要拍青春片，我就想到自己很喜欢的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那部《祖与占》。
好，我要拍一部中国的《祖与占》。
两男一女，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两男一女三位演员。所有限定条件都有了，我就开始构思故事，这么短时间内要写一个剧本，它就不可能是王小帅《地久天长》那样有时间跨度的故事，它必须发生在三四天里，这样我写起来轻松一点。
我从没去过东北，想到东北的冬天，我就会想到冰块。水结成冰是很快的，冰化成水也很快。我想拍的就是这种感觉，三个不是很熟悉的年轻人，都不属于那个地方，却在很短的时间内种下了很深、很特别的情感，但几天后又都各自离开。他们在彼此身上留下了什么？
我要拍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当时没有故事，也没有事件。
带着这个模模糊糊的想法，我先给合作过的冬雨打了个电话，她12月底有档期。再打电话给在上影节时认识的昊然，谢萌强烈推荐了屈楚萧，演员就算敲定了。
9月底，我得到签证通过的消息，10月3日就从伦敦飞到了上海。为什么我对这个时间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剧本是在上海隔离那14天写的。每天都很焦虑，三度想逃跑。但最后还是没当逃兵，熬出了两页大纲。
隔离一结束，我就坐早班机飞到了长白山。10月底，东北的秋天是挺美的。我们在长白山周边的城市转，在延吉雇了个导游。其间我一直在看小红书，看网友笔记里推荐的景点，碰到感兴趣的就让导游带我们去。
电影筹备期间，我白天跟主创们一起勘景，晚上躲在酒店写剧本。每天副导演都来敲门：“导演，有剧本吗？”我每次都说：“没有，还在写。”他很惨，只能拿着两页大纲去做拍摄计划。
橘色短袖、橘色条纹夹克衫、白色棉质西裤 CANALI
白色休闲鞋 ZEGNA
距离开机还有十天，那天早上8点，我写完了剧本。为什么能写完？因为下午演员就要来定妆了。所有经纪人都管我要剧本，我没有，就哄他们，别看啦，来了大家一起看。晚上8点，所有主创和我本人，第一次从头到尾地看到了《燃冬》的完整剧本。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我也蛮意外的。12月1日，电影居然准时开机了。我每天拍10-15个小时，回到酒店再抓导演组一起来修改剧本。因为剧本必须写得很快，所以我用中文写对白，英文写描述。导演组用软件翻译描述，总是翻译不对，我们就得开会讨论。他们说我写的对白都是南方人的语气，北方人不这样讲话，我们就再改对白。每天晚上，我们还要把拍摄的素材倒出来，发给在伦敦的剪辑师，他看过后，我们再一起讨论哪些需要补拍。我的导演组都是90后，这电影是拍给他们同龄人的，他们有共鸣，观众就能感受到。回想起来，这是一次就地取材、特别即兴的创作，虽然过程中非常非常焦虑。拍完《燃冬》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拍《漂流人生》了。那是我第一次拍英语片。2018年，《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制片人拿了一本小说给我。第一次看，我以为故事不是虚构的，人物刻画得太真实了。过去几年，通过美国、英国的制片人，我会看到很多剧本，里面的人物都有太多设计了，他们只是为了剧情而存在。那本小说的真实感打动了我。
于是，我找了一个女性编剧，我们一起用两年半的时间写出了剧本，砍掉了原小说里的很多事件和人物。《漂流人生》是个难民题材，但对我来说，它没那么宏大，就是一个受了很大创伤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何与人、与这世界重新建立信任和联结的故事。
难民、希腊小岛、英语片，这电影和我有什么关系？上次聊起，我和你说，自己创作的母题是“家庭”，拍完《燃冬》和《漂流人生》我重新总结了一下，我发现，自己的电影里永远有一个“外来者”。《爸妈不在家》里有菲佣，《热带雨》里有马来西亚华文老师，《燃冬》大家都是外来者，《漂流人生》有难民。我一直在试图探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内种下特别又深刻的情感结缘。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寻找一种身份上的归属感。我在新加坡长大，二十多岁去了英国，一待就是十六七年。最近半年，我的太太跟小孩又搬去香港了。虽然我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个英国人，在白人的世界里永远是个外人。又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很久，和新加坡的朋友们又很不一样。在新加坡，多数人都只讲英文，我爸妈在家聊天、发简讯也都用英文，但我中文很好，灵魂又很东方，不知道受谁的影响，大概是老天爷给的。白色衬衣、深灰色西装外套、深灰色西裤、靴子 均为Prada无论在哪里，我都像是一个局外人，一直在寻找的身份认同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所以，如果说我个人与《漂流人生》的内在联结，那就是“外来者”身份的这个部分。女主角是一个流落希腊小岛的难民，很多人对这样一个女孩有刻板印象，她看起来穷困潦倒，但其实，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很强的自尊心。我们总是在没能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下了太多判断了。除了我和一位录音师，《漂流人生》的主创都是女性。因为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其中的女性友谊、女主角的自尊心都是女性向的，我希望女性主创可以让它更敏感、细腻。电影里有几场情绪比较饱满的戏和一些暴力画面，我希望演员舒服，现场环境和摄影机都能更尊重她。试过之后就发现，片场多一些女性真的很好，一堆男生凑在一起，大家都很喜欢show off（炫耀），但女生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更不存在大家担心的效率问题。《燃冬》的摄影师余静萍也是个女性，她很擅长手持，擅长捕捉人物的情绪。我希望自己的电影语言是温柔的，能抓住人和人之间微妙的、克制的情感。即便拍摄痛苦的画面，我的镜头也永远不会去剥削人物。《漂流人生》的团队里有英国人、法国人、希腊人、美国人，我是唯一的亚洲人，这也是我这个“边缘者”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身份上的优越感，还挺爽的。作为一个“外来者”，连续在两个陌生的地方拍电影，我的优势恰恰是“我不属于那里”，所以没有文化上的包袱。在延吉遇到的公园，在希腊遇到的废弃的房子，当地人都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我能发现它们的美。这几年，关于东北的电影和文学有很多，我不担心《燃冬》会被归类，也不担心观众审美疲劳，因为它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没有意外，今年年底我会回新加坡拍摄“成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们都是陌生人》。又可以回到我熟悉的工作方式了——严谨地写剧本，严谨地做所有前期的筹备工作。但经历了《燃冬》和《漂流人生》，我可能会自由一点，放肆一点。
《我们都是陌生人》的剧本还要改一改，原来的故事发生在疫情期间，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演员戴口罩了。
你看，疫情教会我们的就是要不断拥抱变化
我不确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今，无论在中国、新加坡还是英国，大家的观影习惯、娱乐方式都变了。即便在好莱坞，大家也很难预测票房了。我其实挺担心的，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导演，10年或者20年后还能不能找到资金拍电影。无论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是英国，好像每个人都很乐观地生活着，很乐观地看待工作和生命。但我时常觉得，这是一种假象，好像大家在用娱乐和积极的心态去掩饰某种不安。我是个很敏感的人，很难逃避这种“不安”，也没法在作品里掩饰它，那会变得不真诚。今年1月，《漂流人生》在圣丹斯首映，1400人的放映厅，看完电影大家都哭了。我不是一个会妥协的导演，不会突然拥抱市场，变得特别商业。所以，时刻有危机感。我很感激每次放映，至少现在，我在很用心地拍每一部电影。马上就要启程去戛纳了，这几天基本都在工作，还要去核查中英文字幕和片头片尾工作人员的名字。这些事我都会自己来做，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我都自己打上去。我总是怕后期公司搞错。我有点老派，电影和短视频不一样，名字和职称写错了，没得改，它就永远留在那儿了。大家陪着你工作几个月，把名字写对是最起码的尊重。
